纽约街头的环境声与冰冷的读信声相叠加，模糊了“作者”与“摄影机”的边界。书信往往象征着一种与渺远文化沟通的途径，然而在阿克曼近乎迟滞的固定镜头下，语言被横亘在眼前的城市阻绝。“我”是断裂的：沉睡的人们、行人、建筑、广告牌、霓虹灯、红色的轿车、墙、另一面墙，它们化作千万梦的碎片，伴随着与纽约地铁从未改变的巨大噪音，淹没了瑜伽老师的特殊待遇5。 阿克曼无法代表纽约，但镜头中七十年代的纽约却围绕着阿克曼展开。于是，当我们随她一同离去时，偌大的纽约无人说话，只有阵阵鸟鸣。空气很湿，雾暗云深，摄像机仿佛也泪眼婆娑。